但是，在规划我国场外商品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蓝图时应充分考虑中央清算机制，并根据场外商品衍生品市场的发育情况和不同商品的特征，逐步引入中央清算机制。

目前已有部分互换协议进入实质启用阶段，起到了缓解流动性紧张、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发展、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作用。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应该是顺应国内外市场需求而逐步推进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开放进程的自然产物。

在银行发放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方面，2011年10月中国出台了《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指导意见》，允许具备国际结算能力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中国企业机构的各类境外项目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人民币要成为美元那样被第三方国家普遍接受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据相应份额，未来还面临更艰巨的任务。在人民币国际化平稳推进的进程中，逐步放松资本项目下的严格管制是可以预期的。通过签署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可通过官方渠道进入这些经济体的金融体系，促进人民币结算和流通效率的提高。未来资本项目开放应与各项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开展相结合，两者必然会呈现同步进行、相互促进的格局。

人民币的国际货币职能平稳起步。这必然涉及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因而应是和中国金融改革相配合在中长期逐步推进的。然而储备货币的币值需要稳定、坚挺，这就要求发行国尽可能实现顺差。

无论中国采取何种行动，都要做好遭受质疑和压力的准备近年来中国在国际领域的主要制度进展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是基于区域经济需要，由区域内国家首先提出、主要服务于本地区建设的机构，其成员大小、发展程度有别，但地缘关系紧密，相互联系密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合作不会因为中国新成立金融机构而消亡。

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突破千亿美元大关。2013年3月和2014年1月，国会两次否决改革方案，因为改革方案迫使美国向IMF加大投入以保持份额，而国会拒绝注资。

《金融时报》一篇社评不无嘲讽意味地指出，中国应了解世界银行、IMF与ADB等机构将贷款绑定附加条款是不无道理的。第二，金融活动的基础依然是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顾名思义，国际金融体系在塑造国际金融秩序的同时，也往往被世界各处发生的重大金融变革影响。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发源于1944至1973年间主导国际社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直至如今，仍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首的一系列制度规范主导世界金融秩序，并使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了主流话语权。

其次，中国属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后来者。作为全球范围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以及1997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亚洲各国对确保自身金融安全有着迫切需要，也做出了切实的制度创新。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呼应，中国还将继续发展上合组织成员间的金融往来，争取早日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同时它也难以监管，如果采用外行领导内行的做法，金融行为将很难被约束，国家资产也会遭遇损失。

中国始终致力于落实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将其发展为有效、包容、共赢的经济合作组织，例如推动南非于2010年加入该机制。在具体手段上，我国采取多边合作与单边援助双管齐下推动国际金融变革的策略。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较严格的资本管制政策，银行盈利模式较为单一，国家决策者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做出多项调整，这些因素有效减轻了我国经济受到的冲击。2012年，中国与南非达成以人民币结算双边贸易的协议。

2007至2008年发源于美国、随即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新兴市场国家（Emerging Market）的崛起，都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不小的冲击。经过一系列先期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已于2011年8月获批准在全国范围开展。在两极之间，国际金融秩序本身会发生周期性变化。然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在诸如IMF和世界银行的金融机构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中国为何还要设立功能类似的机构？既然功能类似、新老金融机构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要在金融领域实现和平崛起，中国必须在上述问题上说服国际金融的主要参与者。此外在各国竞相贬值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人民币顶住压力不贬值，客观上为稳定区域经济做出了贡献。对于具体企业而言，相对陌生的国际资本市场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国自1981年以来向世界银行和ADB等国际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项目已达457个，承诺贷款金额累计657.5亿美元，另获国际金融组织赠款28亿美元，这些资金大部分用于中西部、农村和重点经济领域建设，促进了我国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随着各国份额加大，后者在IMF内部愈发重要，这使得份额较大的发达国家掌握了话语权。

然而国际金融变革是长期过程，中国在世界金融领域仍需要学习探索，中国金融领域国际化任重道远。在考虑国际战略布局之前，中国首先应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确保国内经济足以经受国际金融流动带来的冲击。

如果能够顺利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或将推进人民币成为地区主导货币，进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特里芬于上世纪50年代末指出，当外国想持有某种储备货币，货币发行国必须超发货币，这在长期会导致贸易逆差。

目前，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挑战同时来自自身经验不足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失衡，而这两者间有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中国致力于塑造更加公平的话语体系，就需要首先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向先进国家学习经验。此外作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新来者，中国也需要对初涉国际资本市场的本国企业、银行给予适当保险措施。另一方面，中国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同样开始在国际援助中受到关注，2015年4月尼泊尔地震后，尼泊尔政府有意向正在筹建的亚投行寻求援助。

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诉求和行动 中国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有多重特征。部分西方国家视中国改革现有金融体系的呼声为威胁。

在对外经济战略上，中国已经提出一带一路的宏观规划，上述的两方面努力都将服务于这一宏观目标，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金融活动创造有利条件。自201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已与多国达成建立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的协议，包括由建设银行担任的伦敦清算行，中国银行担任的法兰克福清算行和交通银行担任的首尔清算行。

现有金融体系由少数发达国家占据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与此同时，中国也致力于扩大自身影响力，以适应国力增长带来的新需求。

事实上，这些中国主导建立的金融机构非常重视公开透明，例如亚投行的指导方针即为专业、透明、环保（Lean, Clean, Green），由专业的理事会、董事会和总部构成，其运营远非由中国一家独大或暗箱操作。其次是本质的、对以往金融活动缺乏监管深层原因的反思，它要求国际金融体系重新分配各国、各利益集团的话语权。只有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国力保持信心，中国才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的主导力量之一。无论中国采取何种行动，都要做好遭受质疑和压力的准备。

商务部于2015年1月表示，如果考虑我国企业境外直接利润再投资和通过第三方投资，中国在2014年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金砖银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此外各国还同意建立独立于金砖银行、不需立即支付（仅在实际需要且满足条件时兑现）的1000亿美元应急储备。

作为新兴市场的重要成员，中国能够从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环境中获益。在此机制基础上，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本着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公平化的原则，于2012年新德里峰会上提出金砖银行的构想，于2013德班峰会上同意此提议，并于次年福塔莱萨峰会上正式签署文件。

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政府也应时刻考虑国内经济的承受能力，慎重推进资本领域市场化。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需要团结诉求一致的国家，以国际组织或者多边联合体的形式面对质疑，逐步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争取更大的话语权。